2016年3月18日，是天津籍燕京大學女生魏士毅烈士殉難90周年紀念日。此前，我讀到她的國文教師俞丹石、周作人的日記與書信，從中看到了燕大教授筆下有關魏士毅烈士的記載。
魏士毅，原名魏士娟，1904年2月19日出生于天津。1919年小學畢業后，她以優異成績考入天津私立嚴氏女子中學。讀書期間，她不僅學習勤奮刻苦，而且關心國家前途，積極參加抗議帝國主義侵犯中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集會、游行、演講等活動。1923年，她考入燕京大學女校預科，次年升入燕大女校理科數學系。1926年3月18日，在反抗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斗爭中犧牲，年僅23歲。
當時，文史專家、翻譯家、俞樾的侄孫俞丹石，正負責燕大文理科男女兩校學生國文必修課的教學任務，這使他不僅認識，而且在日記中記載了魏士毅遇難前后的情景。
1926年3月18日，為反對日、英、美、法等八國公使對中國提出的最后通牒，北京各界民眾數千人在天安門前集會抗議。會后，游行至段祺瑞執政府門前請愿，要求驅逐八國公使出境，遭到軍警開槍鎮壓，死傷者眾多，造成震驚中外的“三一八慘案”。
那一天，燕大男女兩校學生在參加示威游行中也不幸死傷多人。俞丹石在日記中記下了造成慘案的具體緣由。他寫道：“連日報載國民軍在大沽口筑炮壘以防奉艦攻襲。前數日以誤會故以炮擊日艦，雙方死傷不及二十人。日使單獨提出抗議外，且糾合公使團下最后之警告，謂于十八日正午，中央政府不予保障，各國即承認中央無約束軍閥能力，將自動的排去阻礙交通之障礙物�！辫b于此，1926年3月17日，學生們已經“同赴國務院請愿，結果與衛隊沖突，數人負傷”。
3月18日清晨，俞丹石照例至燕大女校授課，而此時學生們已無心聽課了。第一時段為本科一年級上國文課時，學生們即向他詢問中外所訂《辛丑條約》及大沽口沖突的實情，他給予詳細解答。第二節課因為學生們要開臨時會，本科二年級的國文課就取消了。俞丹石眼見燕大女校的學生們“結隊出校，始知今日天安門尚有國民大會”。那天午后二時許，他聽到北京城“南方起槍聲，聲若貫珠，為之懔然”。他趕緊跑到路上詢問，方知“國務院中正在圍殺請愿學生”。他立即給燕大男女兩校打電話詢問情況，而電話已經不能接通。因為惦念學生們的安危，他一夜“輾轉不能成寐”。
3月19日，剛好是星期五，燕大男校有課。俞丹石冒雪前往，方得知18日的請愿，燕大男生受傷7人，女生死、傷各1人，而這兩名女生又都是他的學生。殉難烈士魏士毅的遺體已由燕大女校文理科科長、美國女學者費賓閨臣親往領回，停放在燕大女校的禮堂中。在此情況下，課是上不了了。于是，他購買了一束鮮花，至女校吊唁學生魏士毅。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：“魏生在二年級讀書，人極溫淑，無疾言遽色，遭此摧折，至堪惋惜。”他還記載了魏士毅“所受之傷自左乳入，自右脊出，大概所中系心房，諒亦無多痛苦。尸身系昨夜由費科長親往領回”。魏士毅的無辜慘死，深深刺痛了俞丹石的心。
那一天，俞丹石一直留在燕大女校，等待參加下午四時舉行的追悼會。中途，他感到身體不適，“胸中作惡，所食皆吐”，然而，他仍然堅持參加完追悼會，才回住處休息。那一天“競日雪，涸陰冱寒”，他感到老天似乎也在“助人悲痛也”。
1926年3月23日和24日，俞丹石照例“晨起至女�！保爸裂啻蟆保茨苌险n。當時，民國大學校長曾提議于北京中山公園公葬殉難諸烈士，并來函征詢燕大的意見。為此，俞丹石代燕大校長司徒雷登擬了一紙復函，告之：“當以此函轉告魏士毅女士家屬，取其同意，再行奉復。至于此案倘能成立，當然贊同。即魏女士遺骸未能加入，凡有公葬、公祭典禮，本校得有通知，決當敬謹參予，以慰殉難諸烈士英魂�！庇岬な膹秃鞔_代表燕大校方表了態。
在“三一八慘案”發生后的幾天里，學校里的課程幾乎全都無法正常進行。及早安撫學生們的心情，補上落下的功課，就成了學校的當務之急。作為教師，俞丹石很能理解學生們的心情，他擬出緩解情緒的好辦法。3月27日上午，他將燕大女校兩個年級的課程均改為談話會，并向全體學生發起征文活動，讓她們撰寫紀念魏士毅烈士的文章，借以寄托哀思，舒緩情緒，排解憂傷。此時，俞丹石已是癌癥晚期患者，他以對學生的愛心、同情和理解，為魏士毅烈士和她的同學們做了他能夠做的所有事情。四個月后，他在北京病逝。
1926年秋，分散在北京東城的燕京大學男女兩校，遷入了以未名湖為中心的海淀燕園新校舍中。1927年3月，燕大男女兩校及女附中學生會全體會員在燕園修建了“魏士毅女士紀念碑”，碑的基座上刻著《魏士毅女士紀念碑銘》：“……國有巨蠹政不綱，城狐社鼠爭跳梁。公門喋血殲我良，犧牲小己終取償。北斗無酒南箕揚，民心向背關興亡。愿后死者長毋忘。”
魏士毅雖然沒有享受到燕園新校舍的溫馨，但是，她的“紀念碑”被修建在了師生們去上課的必經之地，讓烈士的英名與燕園同在。
1928年初，“三一八慘案”發生后的第三年，燕京大學國文系教授周作人為紀念在慘案中殉難的諸烈士，特將燕大修建的“魏士毅女士紀念碑”照片，寄給上海北新書局的李小峰，請他發表在《語絲》雜志上，提醒人們不要忘記“三一八慘案”所付出的慘重代價。那時的《語絲》周刊已由北京移至上海編輯出版。周作人在信中說：“偶檢出燕大‘魏士毅女士紀念碑’照片，不禁慨嘆，三一八至今已是三年了。北方不必說，南方亦熱狂地討赤，仿佛國民黨之宗旨是在滅共者，想更無暇來管別的閑事，三一八的死者恐怕終于是白死了。北京各校唯燕大及清華兩處總算已建立了一座石碑，——去年三月十八日到清華去時曾見到韋君的碑，這一塊碑則每禮拜去上課必要走過幾次，所以記得更為明白。在南方者大約未必知道，故附上，乞察收，如有機會時制銅板（稍放大更好）能在《語絲》等上一發表亦佳�！�
李小峰收到周作人的信和照片后，即在1928年1月14日《語絲》第4卷第5期上，一并刊登出來。周作人的信以《“三一八”的死者》為題，發表在雜志的最末，而“紀念碑”的兩張照片放大后發表在雜志的最前邊，一為“紀念碑”全景，一為基座和碑銘，碑銘上的小字也依稀可見。兩張照片整整占用了32開雜志的兩個版面。而此時距燕大“魏士毅女士紀念碑”的建成還未滿一年�！墩Z絲》雜志通過刊登“紀念碑”的照片和周作人的“慨嘆”，為魏士毅烈士留下了永久的紀念。（文/孫玉蓉） |
